日期：1961-8-12 作者：北京市, 邓拓
北京市、邓拓这是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在北京市卫生系统直属单位党政领导干部、城近郊区委、区卫生局领导干部、区级医院党政领导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
对医药卫生的情况不了解，现根据材料提些意见，供同志们参考。讲三个问题
从北京市的情况看，我们应对过去的工作有个估计。市委工作会议以后，有些在基层工作的同志想，是不是过去的工作都错了。几年来，大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很努力，也吃了很多苦头，对大家的努力不应该泼冷水。工作上有偏差是难免的，不能因此就降低工作上的成绩。大家敢于担起责任来是对的，有问题首先要自己先负责任。过去的许多工作，当时是有根据的，现在不应算账。如果非算不可，当然是可以算清的。不管根据怎样，事情是我们自己办的，话是我们说的，我们就要负责，不要推给别人，也不要算别人的账，和下面的同志没关系。现在需要这种精神。不然，有些同志就灰溜溜的，好像事件都办坏了。对过去的成绩应有全面的估计，成绩很大，特别是医疗、体育工作，事实俱在，过去没有系统，现在建立了系统，过去没有足够的干部，现在有了干部，这些是不能否认的。不能和别的单位一样。究竟每个单位怎么样，那要具体去分析。总的就建立系统来成绩很大。解放以前不要说，就是解放初期，比现在也差多了。
几年来的运动，大家都参加了。从抗美援朝以后，政治运动20多次，最近三年来特别集中，有大小11次运动。在历次运动中，大家的工作效果很好。要充分注意这个问题。聂荣臻同志报告对过去成绩也有充分的估计。过去工作有许多缺点，要具体分析，有的就要纠正。缺点是会有的，多少会有，也许涉及面不宽，但性质严重，应该坚决纠正。在处理缺点的时候，一定要采取正确的方法和步骤。有的地方过去批判斗争党外专家，斗错了，错在什么地方要分析，不要强词夺理，吞吞吐吐，拖泥带水。如果完全错了就完全承认，如果有对的，也应该说对，有多少是多少，不要完全说错了，一阵风一样。比如过去带右倾的帽子，要分析，如果他的意见是对的，就给摘帽子，承认错误，如果哪一点错了，就承认哪一点。不能把问题绝对化、极端化，大摇摆。即使全错了，责任也要分析，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例如是科里的同志批判了一个人，是不是由他们负责，也不一定，应该分析。因为，有些人批判别人不满意市场供应，不赞成供给制和食堂，现在看，批判是不对的，但能不能要基层负责，当时，批判的人是维护党的利益的。当政的党的党员修养很重要，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应该好好学习。党员修养应该有新的内容。思想意识，组织意识，都应该有修养。党是统一的战斗的组织，党员应该执行党的政策。讨论政策时，大家可以发表不同意见，但是，决定以后，就必须执行。党员原来坚持食堂，坚持供给制，是坚持党的政策，因此，对于有意见的人批判的不少，就是后来在调查食堂问题时，很多人还是不敢说真话，怕碰钉子，后来中央在“六十条”里改了，才明确的。我们过去没有养成这种习惯。最初反映情况有许多假象，互相猜想。这次最深刻的教训就是党内生活原则问题。当时基层干部坚持这一条，批判了一些人，是对的。不然的话，今后党的组织就是涣散的。应该说那时他们是正确的，不然，就得说坚持中央方针是错的。当时斗争有过火的，批判别人时夸大了问题，乱戴帽子那就不对了。因此，要具体地分析。如果说当时只是批评他右倾，那么就承认批评不对，取消批评。被批评的人不要爱面子，不要叫冤，如果还抓辫子，就会不痛快。应该分别问题、程度大小，都讲清楚。不能一揽子地脱帽子，这样大家不能真正认识错误，不能解决问题。纠正错误的目的是要调动积极力量，不在于取消一些人的帽子，给另一些人戴上。要大家互相谅解，更加团结。我们在许多地方要负责，要领导，不要放弃领导，撒手不管。有些地方现在撒手不管，这是尾巴主义，这是消极态度。主要是改正错误，好的要肯定下来，不要一切都否定。这次市委工作会议上，彭真同志也讲了这个问题。有些工厂生产指标也不要了，这是泄劲，不好。农业上过去北京没放卫星，可是有些地方放了一次卫星，现在连指标都不敢要了。应该有个指标，工作才有奔头。不要过去唱高调，现在唱低调，这是精神不正常。这是机会主义的心理状态，是发摆子。我们不能犯这种病。《前线》的发刊词很好，彭真同志在高潮的时候提出不要当轻气球，不要当风筝，要实事求是。现在看过去，就应该这样来分析。
这是当前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聂荣臻同志报告中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各个战线、各系统，都要调整关系，解决问题。有些同志还是怀疑，认为这是放长线钓大鱼，或者说，他们又要翘尾巴，不好领导。这是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有顾虑，这些顾虑是多余的。二百方针是党的长期性的，带有战斗性的政策，不是说今天这样、明天那样，不同于食堂问题。对于这个方针应当认真考虑，不要动摇、顾虑。我国是文化科学技术落后国家，学术方面底子很差。这几年来工业好一些了，经济上有所改变。在文化科学方面的情况，几年来虽然很努力，学了很多东西，但是，总的还很落后，要急起直追。因此，要充分发挥现有知识分子的作用。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没有大批专家不行。一方面要有新专家，几年来大批新专家是我们工作的一个标志；另一方面，原来的旧知识分子也要团结，正确使用，发挥其积极性，这样，对我们的建设有利，不然就不能完成艰巨的历史任务。过去的旧专家有缺点，不得心应手，不好用，大家有顾虑，的确，有些人也没有真才实学，也有些人不合科学原则，不可靠，有的只有三成，讲七成八成的，就像过去的大学论文一样，很好看，但没有内容，过去有些专家的论文也没有内容。但作为政策来讲，只要是愿意合作的、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就应该团结他、帮助他改正缺点，不能用鞭子打。尽管他有毛病，首先应该有团结的愿望，帮助与团结是前提，不然，他不会接受。过去我们鼓励青年人赶上超过专家，这话现在还得讲，不要看到资产阶级专家就害怕，我们应该也可以超过他，不要一团结他就看他不得了。有的人学钱学森、梁思成走路，这是没出息。问题不要极端化，不要现在又自卑，向资产阶级专家磕头。应该从正面做工作，改善关系。有的人看到有人有外文信件、外国人照片，就认为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就不必了。有些同志本来是工农出身，但因为上了大学，就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些是不对的。不要把阶级分析庸俗化，不要乱贴阶级标签。有些人虽然是地主资本家子女，但是要看本人表现，一贯态度；革命干部中，就有很多人是地富、城市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所以必须看本人，如果背叛了原来的阶级立场，就不要老记在账上，每次运动都算账。不要因为一些表面现象随便给戴帽子，要发挥他们长处，放手信任他们，如果是大夫，就叫他做大夫的工作，如果是副院长，就做副院长工作，有人说要争取三年入党，别人还批评他，这就不好了。不要因为看不上眼，就认为他一切都不对。人家三年入党就应该衷心欢迎。有些人不轻易作结论，诊断很细心，不要批评人家保守，应该提倡细心检查，应该肯定这是优点。有些老大夫查房，没有人跟着学，认为没的可学，其实不一定，他们还有很多东西可学，就是没有人学，因为看不起他。应该认真地学，尊重他们，使他们有职有权，听取他们的意见。这里也有群众路线的问题。在医疗上如何执行群众路线，如何充分保证群众路线，发扬民主，在业务上尊重比表面上的尊重还重要。在技术上如何走群众路线很重要，这是发挥民主的关键，不然，院务会议上的民主只是形式。各单位党组织对专家的态度很重要，如果党组织不信任他们，一切由支部决定，那他就有问题。现在有些干部不能钻研业务，行政事务纠住他了，什么都是支部管，那怎么提高业务？要下决心，该谁办的谁办，党组织不要管这些工作，书记不要兼管理员。如果都揽过来，事情办不好。今后，科里科主任该管的都要管，真正做事情。可是，有时候人家请示支部，又说他不敢负责，真是一无是处了。今后要人家负责。这样，心里也许还痛快一些。党外专家工作上出一点毛病，不要就批评，对党内宽，对党外严，很不对，党员可以原谅，可以包庇，毫无道理。对党外应比党内宽，过去的问题应该纠正。对旧专家应该是政治上关心，思想上帮助，学术上发挥长处，具体工作上严格要求和发挥作用。这几个问题要分开，不要混淆。政治上要帮助改造，一是革命和反革命，只要不是反革命，就是内部问题；一上两条道路，只要表示拥护社会主义就帮助他，不要怀疑人家是假的。今天假，明天假，假一辈子就是真的了。假的应该当真的办。主要看事实表现，不要瞎猜疑。是假的希望他假一辈子，就弄假成真了，政治问题不要成为一条鞭子，随便打人。不要把问题轻易提高到政治上来，许多问题是思想上的问题，不外是唯心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等等。思想问题在思想里边，不一定思想想的就是做的，如唯心主义的人不一定都反对马列主义，有些科学家信上帝，就叫他信去好了。人的政治行动和思想是统一的，但不一定完全一致。过去有些封建贵族出身的作家，写出的作品却是反映现实的，如巴尔扎克。自然科学家要通过自己的科学实践走向马列主义。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应该分开，思想问题要长期改造。真理不怕不信。慢慢的长期的可以改造过来。也不一定要读很多书，一下子就可以豁然开朗。不要强迫梅兰芳读《资本论》，思想上要影响他，不要强迫他。学术上要提倡百家争鸣，让他发挥长处。学术上有很多流派，中西医是两个大流派，中医也有不同学派，从汉代下来，有大流派，也有小流派，有补派，泻派，有治温病的等等。西医也有派别。完全可以争鸣，支部和党委不要站在一个派别上去反对另一派，这完全违犯党的方针，党的方针是百家争鸣，不要用组织手段去反一派，帮助一派。领导的任务是叫大家把意见都讲出来，最后可以加以提高，那要慢慢来，不要随便做结论。苏联的李森科就是用国家的手段支持米丘林，反对摩尔根。我们主张争鸣，领导这个争鸣，不是支持一些人反对另一些人。工作上要严格要求，不能马虎，要责任清楚。如内科主任，就应该起内科主任的作用，不然就调开他，病人该吃什么药，就由他作结论。手术的规定，大家都应该执行，不能允许马虎，这类问题就不能争鸣。工作应该明确责任，和学术问题要分开，不同学派在另外场合可以争论，但工作上必须有纪律，不能和学术问题混淆。过去有的学校有红旗班，为了争取红旗，对一些人的思想问题就批判斗争，结果很不愉快。只要政治上不反动，拥护社会主义就好，不要所有东西一锅煮。这就是对待专家应该采取的政策。
现在我们的医学科学有相当的水平，工作是好的。但不应满足，要继续提高。如何提高，关键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我们希望我们的事业在世界上是最好的，现在还很难衡量水平究竟怎么样，也不一定各方面都很满意。如最近有代表团在瑞典参观检查心脏，有的仪器看不懂，中国很有名的专家都看不懂。我们应该相信自己力量，经过努力可以攀登高峰，但现在不能说已经做到了，应该谦虚一些。国外有很多发展，我们不一定懂得。我们这些年有些关闭自己，认为都懂得了，以后只有我们自己一日千里，人家都不动。不只自然科学，就是社会科学，外国人也在研究，比如历史，外国人的论文，我们不一定都看到了。哲学和其他科学也有很大成绩。要知己知彼，我们知彼知得很差。要警惕，如果我们不继续进步，如果不很快掌握，就会落后，而且落后很远。医学应该有尖端，要保持一定的力量，如果人都调走了，非落后不可。资料问题，有多少人研究，协和的资料是比较全的，但不敢说是不是全，没功夫研究，很危险。研究一个专题，至少要看古今中外的文章，这样才能提出新的见解。有人说只能适当地看资料，这是不对的。非掌握全部资料不可。不搞到尖端，就不能提出尖端的问题，医学也是一样。现在政治责任心强了，护理好，千方百计，这是政治强，能治过去不能治的病，但是技术上是不是最高明的，不敢说。工业上也是一样。资料研究不全面，有些操作不合规格，同样东西拿到试验室，如果操作严格，数据就可靠，可是现在有些大学有些数据不可靠。加加林·季托夫上天，数据就要准确。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不是千篇一律，科学不行，必须准确，不准确就要掉在海里。治疗上的不准确有没有，在这点上，质量不能说高。提高质量和水平是个长期的任务。
提高的办法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首先是我们自己的队伍，今后一切任务的完成，要依靠这支队伍，要不断扩大和加强。要解决红专问题。几年来红专问题上有偏向，过去提红专是否错了，不是，主要是理解有偏差，做法上有毛病，很多人把红专对立了，有人讲只专不红是废品，红是为了工作等等。红专是统一的，正如世界观和方法论一样，世界观正确指导工作就是正确的方法论，红与专不是像染东西一样，很多人把两者割裂开，对立起来，认为只专不红是不对的，只要政治挂帅，不要专，认为这就是红。甚至认为专就是白，白专问题不是不可以提，问题是到处给戴帽子，只要专就是白，红专，白专，只剩红与白了，结果就没人敢读书，对科学事业很不利。正如列宁所说，真理只要超越一分，就是谬误。只红不专也是不对的。红专是努力的方向，即是成为革命的专家，赞成革命。红是立场，为谁服务的问题，过去也是这样的要求。专就是业务。我们国家需要红色专家，作为方向是对的。但是如果不成为专家，不能治病，那怎么能说红专，无法判断你的政治如何。红色专家必须专，越专越红。东方二号飞船，如果不如美国的好，那怎么来高举红旗呢？光说心里红是不行的，红的威力表现不出来，专与红不统一是不行的。光红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在国际上不行，在国内也无法向人民交代。红专问题必须彻底解决，在专的基础上讲红。现在专得不足，没有成为专家，要鼓励钻研，成为专家。现在要多强调专，红只要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就行，不要要求太多，因为他不是政治专家，只要不被反动派拉走就行。千方百计强调专，将来有忽视政治的问题时再解决。不要担心成为右派怎么办。只要大的方向对就可以，现在只有专才能表现出红的光辉来。政治上大的原则要告诉党外同志，不要天天去整他。生活细节不要作为红的问题去斤斤计较，不要开会不发言就批评，要管大的地方，小的地方，特别是生活上应该给人家自由。
其次是老专家的队伍，要进一步团结、教育、影响达到改造的目的。主要方法是团结教育，不要天天喊改造，自负是改造别人的专家。要给他职权，尊重他们，学术上有自由，不要一下子就顶回去，尤其是学术问题，要鼓励他们著书写文章。新同志也要写文章，不要写文章就批评。国家要繁荣科学，著书要提倡。大跃进以来，大家写了大批的书，谁也不能否认，有些是老专家一辈子也没编出来的。医院也应该出书。手工业艺术也是讲经验，别人替他写下来。我们利用老专家看病，另外要鼓励他们写东西，看过什么病，先记下来，不要带到棺材中去，采取各种方式叫他讲，随便一些，不要像上课那样。
新老关系要搞好，中国过去带徒弟的办法很好，老专家只要有本事，就给他固定一个助手，同时也可以做其他工作。行政上可以指定。去学的人不要不好意思，多学一个人就多一点本领。中国学术界有些人抱负不大，如在历史学方面，王国维研究甲骨文、周经，成了一门学问，发展了考证学，系统地研究了蒙古史。现在的人只能研究其中的一门，而没有全面研究他的人。这是学术上的退步。年轻的大夫应该向多少个专家学习，把他的本领学会，兼几家的长处，加上自己的经验，再看外国的东西，一定可以达到更好的水平。不学外国文有困难，至少有一门，起码能看。向老专家学，要固定助手。固定助手有一定困难，过去几年助手揭教师的底，伤了感情，要重新配备，配备的人要专家自己挑，要维护关系，不要撕破脸，这是我们培养干部的道路。中西关系问题，是提高中国医学的关键，几年来提倡互相学习合作的关系对。中西医是两种思想体系，两个科学体系。对许多问题的分析不一样，语言也是两种语言，中间还有问题。今后中国的新的医学体系何时形成，可能很远，10年、20年、50年，现在还没有形成，但不能灰心，应该两者交流，不要着急，要耐心，要走很长的道路，世界上有好心人很多，如有人提供世界语，现在只不过是各种语言中的一种语言。这就说明不能主观地想形成一种新东西。将来的民主语言什么样不敢说。将来的医学学派什么样，也不敢说。这就要中西医继续互相学习，促成新学派的形成。现在就是要团结中西医，多做研究工作，互相学习合作，这是根本性的建设，基础建设。医院是治疗的机关，也可以适当的搞，要和科学院、医学院合作。医院各科都有很好的大夫，应该加强协作，可以多搞研究，只要不采取过去的资产阶级的办法。这种情况不会也不允许出现。首先在为病人的条件下，及时做出总结，就可以提出一些有帮助的东西来，不一定把病人纳入自己的计划，服从自己的计划。看病的经验，不要漏掉，要互相比较，比较法是一项根本的科学方法。临床多更便于科学研究，两者自然结合，不要人工地往一起拉，过去两者不统一，主要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条件下，个人开业无法解决两者的统一问题。现在可以按照我们的办法来研究，也可以采取集体的方法，以个人为主，不要明明是个人的东西，也写上集体。
还要解决群众运动的问题，医院里如何搞，群众运动不是像这两年那样，上上下下大鸣大放大字报，熬夜等等，当然，应该肯定，几年来技术革新有很大成绩。今后的群众运动不是和过去一样。运动每天都在运动，不过，在一个时间动员所有的人搞一件事情，不能经常搞，今后除非十分必要不能采取这种方式，应该采取经常的方式。群众运动是群众路线的最高形式，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为了解决重大问题。医院中不要经常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只要有经常的民主，就可以实现群众路线。
学习时间的安排是个根本性的问题。大学中实行1/6和5/6的时间分配法，5/6是研究和业务时间，政治学习和活动只能占1/6。研究工作可以在研究室，也可以在家里。听报告要算政治活动。如果下班就开会，然后又上班，又开会，日子是过不长的。各级党委应该认真解决时间问题，造学习条件和研究条件。学习应该受到表扬，党的干部应该带头学习。提倡学习不要搞成硬性的。一强迫就会成为坏事。
制度问题也要解决。党政工作要分开。大学是党委领导下的校委负责制，系是总支领导下的系委负责制，现在感到不好，改为党委领导下的以校长为首的校委负责制，系是系主任负责制，系总支起保证监督的作用。医院的科应该科主任负责，支部在党委领导下起保证监督作用，要让科主任发挥作用。这样，行政事务不必揽在自己身上，科主任的工作不适合可以建议，如果科主任不同意，可以向党委书记反映，不要直接干涉。
来源：北京市档案馆馆藏原件刊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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